强烈的敌情观念，敏锐的政治警觉。这是曹丹辉同志无线电对敌斗争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无线电通信，具有建立迅速、移动方便、稳定性高、不受地形和距离的限制等特点，尤其适应高度分散机动的游击战环境，是一种很有效的信息传递工具。
曹丹辉同志曾经指出：科学的通信工具，一经装备人民的革命军队，就使其在战略上、战役上获得优异成绩；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之所以能够协同动作，施行大规模的战略、战役行动，或坚持分散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辟大小根据地，对敌展开犬牙交错的残酷决战而获得胜利，这正是因为有了革命的电信工作。
由于无线电信号是暴露的信号，一经输出，进入太空，敌我双方都可以接收。这是无线电通信的致命弱点。曹丹辉同志对此有敏锐的认识。他在亲自拟定的对苏中部队通信会议意见一电中强调；全军通信战士，要提高政治嗅觉，正视敌人对我无线电工作的破坏；无线电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上、生活上有强烈的对敌斗争观念。
战争双方在有形的军队中进行，同时，亦在无形的太空中交战。曹丹辉同志作为新四军太空战线的最高指挥员，他不仅深刻认识到这种战线上的严重敌情，而且还有与敌人在太空斗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1931年5月1!日，曹丹辉同志随电台队长王诤同志值班，截收到蒋军公秉藩师师部电台“将于明晨由富田出发，前往东崮”的电报，王诤队长立即将此情报报告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当时，红军总部连夜调动部队设伏，拂晓前占领东崮一带有利地形。次日晨，敌人进入我预伏阵地，经一日激战，敌二十广师全部和四上七师一部被歼。
1931年7月23日，曹丹辉同志任红三军电台台长，当日他收译了一份何应钦致各路蒋军的万分火急电报：限10日扑灭“共匪。
曹丹辉同志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到的故人密码翻译出来。电文暴露了敌人对我分进合击的企图及各路兵力部署。电报经黄公略军长转送到红军总部，总部决定先打敌薄弱的一路一第三路进击军，全歼后转而聚歼另一路敌军。是役，消灭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第八师等部队，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上述两次由一个电信情报导致一个战役的胜利的战绩，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重视。东崮战役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命令中说：无线电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更重要。
王诤同志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毛泽东同志还单独接见曹丹辉同志。表扬说：“你收到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他还奖励曹丹辉同志3元钱买鸡蛋吃。这在当时红军中是绝无先例的。
这两次战例给曹丹辉同志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他的著作《回忆无线电通信队》、《在1931年间一个红色电台干部的日记》、《伟大的历程-----随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中，在他与老同志相叙中，许多次表达出他当时欣喜与自豪的心情。
在电信斗争中，既然我们可以侦听到敌人的电信情报，同样，敌人亦可能窃听到我方的电信情报。曹丹辉同志对此十分警惕。
他不断以电报、讲话、书面指示等方式，告诫全军电讯战士必须时刻想到，敌人技术条件优越，技术设备先进，比我们有更大的优势。长期以来，敌人采取多种手段，加紧搜集我电信情报。
截止1947年，蒋军在我解放区周围各大城市建立了侦听测向中心，数以千计的收信机，从美国运来大功率测向机，全时搜寻我电信信号，妄图搜索我军动向。蒋军师以上正规军指挥机关，配备了野战小型移动测向机，对我展开了点面结合的全频侦测活动，另外还胁迫我被俘人员，参与侦测工作。
因此，我新四军通信部门，在曹丹辉同志主持下，专门收集研究并编印了敌人对我进行无线电破坏的资料作为教育材料，教育部队了解并认真对付敌人主要的侦窃方式：
有测向定位，判定我电台位置，了解我电台布局，判断我各级指挥机关位置和部队行动部署；
有窃听我无线电信息，抄收破译我电报；
有冒充、干扰我电台通信，骗取电台联络，发假报、骗收报，破坏我正常的电信联络；
还有对我无线电人员进行心战策反活动，等等。
这些材料下发部队，对我军提高无线电工作人员的敌情观念与政治警惕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孙子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制人，成功出众者，先知也。在两军相战中，具有强烈的敌情观念，洞察敌情，关系到军队生死存亡，这对于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尤显重要。曹丹辉同志正是这样一个贤将，是成功出众者、先知者。
二
高度的保密观念，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曹丹辉同志无线电对敌斗争领导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现代战争中的无线电保密问题，是保障战争取胜的首要问题。曹丹辉同志高度重视无线电保密，他有一句警语：无线电保密工作做不好就等于向敌人告密。
这是1943年间我们听到的传达，至今仍铭记不忘。他把由于主观失误，客观上起了向敌人告密的作用，视为一个义务告密者。这就把保密工作的地位提到了突出的高度。
我军的无线电工作，历来都列为机要工作，因为它集机密于一身。敌人如获得我电台、机器，就可以判断电台功率大小、常用频率宽度、元器件型号产地；获得我电台联络文件，就可以掌握我电台布局、部队系列、指挥关系；获得我电信工作人员，就可以收卖胁迫变节者，以掌握我电台技术特点，联络规律；获得我电报报底，就可以破译我军指挥文件、掌握我军军情动态。如果稍有疏忽，后果难测。
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处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之中，无线电信亦受到敌、伪、顽三方窥窃。长期以来，围绕无线电保密问题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据不完全的统计，1941年皖南事变至1943年5月止，我新四军全军电台损失几近实有数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可见战斗环境之残酷与恶劣。
1944年春，还发现敌特潜伏我电台，利用我电台与敌人秘密联络。对于敌人的阴谋伎俩，在曹丹辉同志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范措施，故未遭致重大损失。
为了引起华中敌后全党全军的高度警惕，曹丹辉同志积极向上级建议采取全局防范措施，我党华中局专门作出了一个决定，强调全党要把通信保密置于全局的地位，指出无线电工作是我党与敌人进行秘密斗争的生命线，是我党各方面斗争的大动脉。当时由于我方在人力、财力和技术方面落后于敌人，我方电信机要工作处在严重状态中。
据此，军部决定成立各级电信机要委员会，加强电信机要工作的领导；森严纪律，严防失密泄密事件的发生；严格审查电信机要人员，精简淘汰不合格者；责成各军区党委书记亲自负责办理，并限期一个半月办完。
遵照这个决定，曹丹辉同志与各级通信部门做了大量整顿与纯洁内部的工作。截止1947年，我新四军军部发出有关无线电对敌斗争中保密方面的文件，有档案可查的，多达53件。曹丹辉同志在胶东住院治病期间，心系无线电保密，写下了《关于通信保密的几点意见》,针对敌人破坏我无线电通信，提出了九条对策，明确具体，切实可行。
该文是曹丹辉同志高度保密观念的集中表现，是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保密规定、保密条例的雏形，对全军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接着，又在曹丹辉同志亲自参与下，新四军军部制定了完整系统的保密文件一《通信保密》,这是我军通信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保密条例。
这个条例、列举事实分析说：无线电信为近代战争中之主要通信手段，惟以电波辐射任何方向均可截收，故有通信网之被侦，电台方位被测，所发电报被截译，倘我情泄敌，为害甚烈。为此条例提出通信变化、电码变化、运用方式变化及注意事项等四大章45条，这确是一份很具有法典性的文件。为了执行好这个文件，还同时下达了执行此文件的详细说明——《关于电台保守秘密的商讨》。
这两个文件的制定与执行，使新四军的无线电保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我军的泄密现象大为减少，严重的失泄密事件得以杜绝。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我们极大的注意。又说，必须十分注意，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不行，非十分不可。曹丹辉同志的高度保密观念，已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非十分不可”的指示。
三
精心的组织计划，准确的临机指挥。这是曹丹辉同志无线电对敌斗争领导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曹丹辉同志在无线电对敌斗争中，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战略、战术的理论精心组织，巧妙指挥，扬已之长，击敌之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精心组织，强化管理
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全军的通信部队也在不断地加强与改善。新四军自南昌成立，最初只有几部电台，发展到1942年2月，全军已拥有15瓦以下功率各类电台108部，报务员299人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在高度分散的游击战条件下.军部及各级指挥机关的作战指挥与部队建设的需要，受到了陈毅军长及各级指挥员的关怀、重视与褒奖。
184)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改变战略方针，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分化，减弱对正面国民党战场的压力，集中力量对付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我华中敌后斗争形势严峻险恶。面对此形势，曹丹辉同志儿乎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无线电通信的组织管理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举措。
1.三线配置，保护核心机密。
军队作战进攻中常配置一、二梯队和预备队，防御中往往编成三道阵地或三道防线，这种多层次的配置，使战斗编成坚强有力我军无线电通信实行三线配置，也能恰当地发挥各线作用，相辅相成，可以有效地迷惑敌人，保护核心机密。这是曹丹辉同志贯彻军委指示精神最得力的一着。
建军初期.我军既有机要通报电台，还有为出版报纸提供新闻电信及向高级指挥员提供国内外形势参考的新闻接收台。1942年开始，各根据地根据斗争需要，普遍成立新闻通报台。至1943年，经半年多时间，完成了我军无线电通信的三线配置，统·呼号、波长及通报联络文件，形成梯次配置的无线电通信格局。
第一线为新闻台，承担收发我军内容可以公开的电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等著作，即由新闻台担任收发。同时，负责接收新华社及国民党中央社、汪伪中央社的新闻电信，西欧盟军诺曼地登陆，美国广岛投掷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等消息，都是最先由新闻台接收并传播的。
第二线为战报台，拍发的电报属于半公开性质，内容包括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军部的公开、半公开的决定、指示、命令、训令、告示及通报、通知等，报文较长。1942年全党整风文件都由战报台转发各地。军部设XYC通播电台，每日零点开始拍发，直至凌晨，清澈的信号，划破夜空，发射到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第三线为战略台，即机密电台，拍发谍报信息、我军内情、部队行动部署、作战命令、人员武器统计、组织状况、干部调动、对顽战情等核心机密电报。报文较短，如遇长报文则分段拍发。军部和各师、旅部都配置战略台。
上述三线之间，呼波联络文件，互相隔绝，严禁混用，不准转报转听.不准代收代发。要求战略台勤换联络规定，通报手续力求简练，杜绝具有特征明显的手法。在新闻台、战报台掩护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战略台信号在空中暴露与滞留时间。
我军无线电通信实行三线配置，使华中敌后战场在空中布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无数次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的战役战斗中，始终保持着迅速、准确和不间断的联络.保障着我军作战指挥与部队建设的需要。
1944年，军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说：电台系统有了明确的划分与分工，实行机密的、半公开的与公开的三个系统，严格划分各系统、各类电台、各种不同的通信约定，机密电报也大大减少，不仅有效地保障了核心机密，而H工作效率也确实提高了。战争的历史充分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决策。
2.从严设台，宁缺勿滥
无线电对敌斗争中，电台过多会造成联络紊乱，平均技术水平下降，通信时效降低，保密措施失控，甚至整个电台为敌所获的可能。因此，曹丹辉同志积极向军首长建议，取得支持与同意后，以军部，军首长、军通信分局等名义，三令五申训示全军，从严设台，宁缺毋滥。
1941年夏，陈毅军长、刘少奇政委署名发电至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明确规定省委及其以下党的机关不设电台，实行党政军机关电台统一于军队之中，并规定军队团以下取消电台，如战时需要必须设立时，由各师、旅临时派遣。各战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军部使用电台数量的规定，新设电台必须经华中局批准，否则以私设电台论罚，军部根据各大单位任务及部队数量确定电台数量。
1942年初.全军实际使用电台108部，报务员487人。经过整顿，压缩了电台42部，减少报务员91人。至1943年，我军电台按照从严设台、宁缺勿滥的要求.完成了压缩与整顿，轻装前进，去夺取新的胜利。
3.健全制度，森严纪律。
为使我军电台工作规范有序，曹丹辉同志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无线电工作的纪律与制度。
政治工作制度。政工制度是我军的根本工作制度。无线电台隶属于各级指挥机关，是领导机关的一个小分队，在机关内过组织生活。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全军整编为7个师，军，师、旅的电台统一编成大队、中队、区队，1941年7月，陈毅军长、刘少奇政委发出指示：在无线电大队、中队恢复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军部电台大队政委由曹丹辉同志兼任。
我在一师电台中队，当时宣布由李景瑞同志兼任政委，电台大队、中队以下，编制协理员、指导员、政治干事等政工干部，从而加强了电台的政治领导，无线电队伍出现了新的面貌干部的政审制度，也是政治工作制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
在分散的游击战条件下，无线电人员由名级通信部门秉承党委与首长意图，实行垂直管理。通常是在师及军区范围内统一配备、任命与调动，有时亦在全军范围内统一配备、任命与调度。具体工作由通信部门领导承办。电台工作是机要工作，必须掌握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手中。
因此，电台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对现有电台人员，作不定期的政审，从政治历史、思想意识、工作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考查了解。对外来技术人员，不论是自愿参军，还是解放成分，入伍第…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全面考查，政审、凡政审中发现需要进一步考查的人员，一般先到报务训练班、训练队任教员，或先到新闻台抄收新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再适当调整。这种政审制度，保证了电台工作人员政治上纯洁可靠，杜绝了投机分子、敌特的混入。这是干部管理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一无线电工作制度。无线电工作制度是维护无线电工作秩序，防止失泄密，提高工作时效所必须的制度。新四军无线电工作制度，经历了建立、健全、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电台管理与报务值勤两大方面。电台管理包括设台撤台管理、电台呼波联络文件管理以及组织无线电静默、佯动等对敌斗争勤务。报务值勤包括机上值班、交接班、机上保密、空中纪律等方面。
1941年，在曹丹辉同志亲自过问下，军部制定并下发了无线电报务员值班守则。这个守则，比较全面、系统地统一了新四军的电台工作制度。电台工作从此步入了规范、有序的阶段。有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军队通信建设中。
无线电管理光有制度还不够，还必须森严纪律。纪律是军队统一行动的准则，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无线电通信纪律又是与无线电保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曹丹辉同志大力森严纪律，制定了许多整饬纪律的措施。
1941年5月公布的《无线电工作人员纪律》,共25条，对我军电台从架设天线、上机值班、相互沟通、收发电报、技术手法、机上及口头保密等等，作了详细的纪律规定。司以说，这是一部维护无线电通信纪律的法典。
1941年至1943年，又三次发出电报指示：“森严纪律”。在各种文件、会议及曹丹辉同志的历次讲话中，每一次都有一定篇幅，强调加强纪律教育，加强电信纪律的内容。对于一些违纪现象，以公开批评、限期整改或适当处分等方式进行处置，对严重违纪的人员，进行教育不足以为戒时，果断地采取组织手段，或调动，或开除，决不留情面。
对个别地区违纪现象较多，虽系轻度，但违纪面较宽的电台中队，如苏中军区电中队，曹丹辉同志亲拟电报指示廖昌林中队长.限期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整肃。他的一系列措施，维护了我军无线电信队伍的纯洁性，森严了纪律，保证了无线电对敌斗争的胜利。
(二)隐蔽伪装，保存自己
我军电台隐蔽伪装，经历了长期的摸索验试，不断实践，日臻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曹丹辉同志率领通信局机关的同志潜心研究的结果。在联络文件、电报识别、信号特征等方面、频繁变化，不断创新，千方百计地增加敌人侦测难度，保护我军的机密。
在呼号使用方面，由有规律变化为无规律编制最初每台日夜使用一个呼号，后来改成区分被呼与自用，再后改为日夜使用四个呼号，一直发展到换频一次就改换呼号一回。
在频率使用方面，最初联络双方日夜使有同频，后来改为口夜异频及日夜各有发信频率，某些电台还使用多个频率.联络次，换用一个频率。
在电报等级识别方面，最初是公开在呼叫时，拍发英文明语表示电报等级：后来改为在电报报头上识别，发展到在报文某组设置密码识别。
此外，还采用更换发信机某个元器件、电容、电阻等技术手段，改变电台信号音调；采用不同供电方式，改变电台信号强度；采用一部电台使用两部发信机或两部马达，变换电台信号特征，等等。
在大兵团作战时期，电台必须隐蔽伪装，由被动手段发展为主动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静默、佯动，不断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为此，曹丹辉同志专门召开各大单位通信负责人会议上，作为专题研究讨论，并作出决定，通报全军执行。
1947年鲁南战役前，获悉国民党军队已陆续装备了战术测向机，有15部已运抵鲁南前线。敌已侦悉我主力集结于临沂地区，妄图以重兵同我决战。针对敌人的阴谋企图，我军决心以5个纵队，甩开敌人，兼程隐蔽北上，聚歼北线敌李仙洲集团，并以2个纵队伪装我军主力，在临沂以南地区，实行宽正面机动防御以吸引敌人。
在北线战役发起前，我北上部队开进及展开过程中，无线电台一律静默，控制发信，直至战役打响，方准沟通联络，保证了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是役，歼敌2个军、7个师5万余人。无线电静默、佯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野司陈士渠参谋长在战役结束后表扬了通信兵
莱芜战役后，蒋介石集中24个师45万兵力，对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我军经过休整，全军将士斗志昂扬，挥师南下鲁中，寻机歼敌。野指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南下开进及战役准备期间，野指及各纵电台，实行无线电静默，停止发信，到运前：开始发信时，全部启用新的联络文件。
二是野指在原整训地城，留2个电台实施佯动、使用野指8个电台的联络文件，频率呼号等模拟各台工作方式，昼夜进行假联绍，收发假报，频繁工作，制造我军仍在原地积极休整的假象。当金军部队长距离运动至鲁中，捕捉到孟良崮歼敌74师的战机时，野指业即派出一部电台，由一个战斗连队掩护，远离战区·冒充野指主给实施佯动·制造我军问鲁西南运动的假象，继续迷惑敌人，这些精心安排的动作都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三)主动“出击”,广纳敌情
解放战争开始，蒋军装备了无线电报话机·敌人自恃装备先进，欺侮我技术落后，无法收听到调频信号，战斗情况愈紧急，敌人愈忽视无线电保密。我军克服了技术条件的殊多困难，先是以自制三灯收信机组织收听。苏中七战七捷中缴获了敌无线电报话机，自此以后，我们开始使用敌人的新装备侦听敌人。在以后的华中战场、山东战场、外线出击中，我野战军各部队，普遍地开展了此一侦听活动，侦听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使用管理日益完善，侦听成果源源而来。
侦听初期，当敌人陶醉于技术先进的美梦中时，我们侦听成果丰硕。敌人的整个作战计划、军队行动部署、战场演变等方面，极为有用的限时效情报，都可大量截获。不仅对当面之敌了如指掌，而且把情报集中到高级指挥机关，经过甄别整理，可以反映出整个战场的蒋军全局情况，这对我军的战役战斗行动具有极大的帮助。
在苏中战役、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诸多战役中，我军报话侦听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一个时期，对当面之敌的情报，几乎可做到要啥有啥的程度，深为各级指挥员的嘉许与满意。如以蒋军七兵团(黄伯韬兵团)为例，我军对该兵团无线电报话机的数量、联络对象及相应关系、呼频更换、报话人员人数、方言口语、保密措施、密语编制，及其使用更改、通话特征等等掌握一清二楚，因此，该敌一举一动，尽在我监视之中。
如此，敌哪有不败之理。除了全军普遍开展无线电侦听活动外，还根据我军高层决策的重大军事行动，派出负有特殊任务的电台搜集敌军情报。1942年冬，日寇对我苏北盐阜解放区实行空前的大扫荡，我军事先得知情报，森严壁垒，作好一切反扫荡准备。军部机关及军首长先期转移到淮南地区，我三师部队在根据地广大军民支援下，积极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此一事先得知的敌情报，就是由我设在敌人内部负有特殊使命的电台发回的。
1943年苏中九分区反清乡斗争中，军区派小部队潜入敌心脏，从敌内部牵制敌人，搜集敌伪清乡情报，专门组装了小型电台，状似小手提箱，派出政治上可靠、技术上优秀的徐炳全、张逸秋两同志，化装成经商的夫妻，以伪军大队长表妹、表妹夫身份作掩护，潜伏长江边，获取了日寇小林师团清乡计划、敌伪清乡兵力部署，以及其他极有价值的情报，发回指挥机关，为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四军的无线电对敌斗争，在军委及各级首长的关怀与支持下，在曹丹辉同志的正确领导与精心策划下.经历了与敌人长期激烈的反复较量，逐步成熟起来。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无数次的战役战斗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军首长的嘉许与肯定，成绩是巨大的。
战争历史充分证明，曹丹辉同志无线电对敌斗争的领导思想是正确的。他有强烈的敌情观念，敏锐的政治警觉，能充分估计到严重的空中敌情，正确决策；他有高度的保密观念，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我军部队从未因通信失泄密而遭到重大损失；他遵循毛泽东同志“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理论.精心的组织计划，准确的临机指挥，扬已之长，击敌之短，取得无线电对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他是我军通信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我们要永远学习他，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