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籍华裔作家李翊云的作品《我该走了吗》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李翊云首度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国内的小说。

很多中国读者听说过李翊云,但很多中国读者也是第一次通过作品阅读李翊云。李翊云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后来转向写作,从200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千年敬祈》到现在的近20年里,她始终是用英语写作的,并已成为用英语创作成就最高的华人作家之一。如今,她终于做好准备,让自己的作品回到中国。


首部被译成中文出版的长篇小说

很多中国读者听说过李翊云。

迄今,李翊云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回忆录。2020年出版的《我该走了吗》是她首部被译成中文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莉利亚经历过三次婚姻,抚育五个子女长大,眼下正期盼着第十七个孙辈的降生。她一生都在帮助身边人认清自己,到了八十五岁,她开始为故人罗兰的日记着迷——年少时,他们曾有过一段露水情缘——她想看看,自己能为后辈留下些什么。日记里巨细靡遗地记录了罗兰的情事。莉利亚不厌其烦,为每件事添加注脚。一段持续数十年的隐秘关系缓缓揭开,包括连罗兰本人都不知晓的女儿露西的存在。火焰般的激情,湮没一切的悲痛,人心在这两极之间往返,却又不得不寻找归宿与出口,继续巡航。李翊云在小说中给予了生命缭乱的礼赞,关于莉利亚,也关于来去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在上海举行的《我该走了吗》首发式上,青年作家、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说,一开始读的时候,她以为这本小说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衰老、面对人生最后岁月的作品,但是后来发现它颠覆了自己所有的预设。她解释,80多岁的老太太念念不忘旧情人,费那么大周折去读他的日记,可能是要沉浸在昔日之中,但是根本不是这样,随着故事的开展,如果说有核心意义的话,那是女儿的逝去。小说中,莉利亚跟罗兰生了一个孩子,或者说她从罗兰那里得到一个生命,后来,这个生命逝去了。所以,在包慧怡的理解里,莉利亚去读日记根本不是要追溯旧日的情缘,而作者李翊云也在一开始就给予读者警示,即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爱情故事。


到底是谁收藏了谁

在阅读《我该走了吗》时,包慧怡发现了两种不同声音的争夺。“书里面有一个男性第一人称的叙事者,然后画外音是女性,因为莉利亚在阅读罗兰的书的时候不断在做评注,并且颠覆了这个男性的声音,或者也不能说是颠覆,因为她的评注其实是不规则出现的,可以说是解构了这个男性自以为的人生故事。那么你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对叙事主体的一个争夺,非常有意思,很有张力。”

包慧怡认为,《我该走了吗》中至少有三层甚至更多的结构,其中第一重是日记的作者罗兰和评注者莉利亚,同时莉利亚和罗兰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展开。但是李翊云并没有标新立异,在之前双语写作者、文学译者钟娜的一个访谈中,李翊云表示自己愿意倚重一个传统的结构,她认为能够借助一个已有的框架把故事讲好。在包慧怡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扎实的写作态度,作家凭靠自己得心应手的一个框架,去把对话和人物写好。

包慧怡介绍说,可能在读到书中第十几页的时候,读者就会感受到李翊云是一位叙事功力非常深,并且人生智慧非常老道的作者。比如书中关于记忆和时间等议题的争夺,男性以为自己写了书可以盖棺论定,年轻的女孩成了他的情人,只是他众多“收藏品”中的一个,甚至在他人生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脚注,但是实际上到底是谁收藏了谁,到底是谁忘记了谁,何为长存,何为短暂,又何为占有?

钟娜在《我该走了吗》首发式上,分享了她的阅读体会。钟娜说,《我该走了吗》中,读者可以看到莉利亚分享很多人生智慧,有很多醍醐灌顶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金句,而这也呈现了人物的个性。“我觉得李翊云在这本书里呈现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金句很多,但是同时金句是不断被解构和推翻的,常常自相矛盾,这其实也构成了莉利亚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另外,莉利亚不断地读旧情人的日记,并且进行回应,这个行为本身看起来有些偏执。如何理解这个行为,钟娜花了很长时间思考,最后在李翊云的另一本书《亲爱的朋友,从我的生命写入你的生命》中找到答案。“李翊云有两年时间患上了抑郁症,然后她通过阅读和回顾自己的人生,包括自己和家庭的关系、和文学的关系、和自己上半生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消化。所以其实她是在通过不断阅读作家的书信集和日记,来慢慢获得了一些重新找回自己人生平衡的智慧。所以那本书其实和《我该走了吗》也在进行一种对话,就是通过非常深入的阅读,将读者和作者的人生缠绕在一起。所以我重读了那本书之后,我再来读《我该走了吗》就有一种理解了莉利亚的感觉,当一个人的人生出现了困局的时候,她通过阅读这种最极致的进入他者大脑的方式,来重新建立起一种叙事。”


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

《我该走了吗》中文简体版出版,让很多听说过李翊云的读者第一次通过作品阅读李翊云。

“我自己当时留意到,她觉得在那个阶段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中国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她这样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彭伦说。

十多年过去后,一直到2020年,彭伦突然收到李翊云的经纪人的来信,以及当时她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书稿,也就是《我该走了吗》。

据悉,除了《我该走了吗》,李翊云的另外两部作品《鹅之书》《星期三的孩子》两部作品也已提上出版日程。“虽然她的作品第一次进入中文世界,但是有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她们非常迅速地辨认出她的声音,她的作品魅力,所以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彭伦说。

记者:江丹编辑:徐征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