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一个方言流浪的故事。
我们知道，英语中很多词都是从汉语靠音译等方法“拿来”的。像mahjong（麻将）、ginseng（人参）、tofu（豆腐）、wonton（馄饨）、dimsum（点心）等等。
但好多人可能不知道，“tea”（茶）也是汉语借词（loanwords）的典型代表。
这个词进入英语时间太久，构词能力极强，衍生词也不少。什么teaspoon、teabag、hightea、lowtea……让你几乎看不出它原本是个中文词了。
何况“tea”的读音和中文的“茶”（chá）也相去甚远。
实际上，“Tea”这个词借的是闽南语中茶的发音“dei”。这个闽南语词经过荷兰传到英国，变成了tea。
福建沿海，自古以来造船业发达。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泉州逐渐超越广州，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早年很多“国货”就是通过泉州港（古称“刺桐港”）运往世界各地的。
洛阳桥古泉州史迹，古代泉州又称“刺桐”
这就是古时候的海上丝绸之路了。而泉州正是联合国承认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作为贸易货品的大头，和“茶”有关的闽南语词汇就这样进入了英语里。比如武夷茶（bohea）、乌龙茶（oolong）、白毫（pekoe）、茗（bing）等等。
不过要说明的是，闽南语不等同于福建话。
八闽大地方言繁多，闽南语（Hokkien）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分支。
我们从来都低估了闽南语的文化辐射力。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闽南语跟普通话相比宛如外语有关。抖音上有以毛毛姐为代表的西南方言网红，也有粤语播主，但却没有一个大范围火的闽南语网红。
五月天早期的《志明与春娇》就是用闽南语唱的，各位北方朋友，你能听懂一句算我输。
但实际上，因为福建的天时地利，闽南语历经辗转漂流，很大程度上地影响了许多周边国家，尤其是南洋地区，也即现在的东南亚一带。
一座村庄，一部微缩方言流浪史
今年晚春时候，我来到福建一座叫梧林的村子，位于泉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名叫晋江。
穿梭在林立的闽南大厝和颇有“洋味”的番仔楼里，我注意到门上的一串英文字母：ChuaTekLeong。当地人说，这是房主蔡德鑨的名字。
蔡姓并不少见，但它的拼音，你怎么也想不出会是“Chua”。一些大众比较熟悉的名字，比如蔡英文（TsaiIng-wen）、蔡依林（JolinTsai）等等，都是“Tsai”。
但其实，不少蔡姓人确实是用“Chua”作为自己名字的拼音的，比如说歌手蔡健雅（TanyaChua），还有那位使美国人对自己教育方式怀疑人生的“虎妈”蔡美儿（AmyChua）。
很巧的是，蔡美儿的祖辈就是福建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乘船前往菲律宾。而蔡健雅是新加坡华人，也是一个受闽南方言影响颇深的国家。
很显然，“Chua”更贴近“蔡”字在闽南语中的发音。在新加坡，有不少人也都姓“Chua”。
这背后是闽南人下南洋的传统。
梧林是晋江有名的侨村。这个现住居民一千八百多人的村子里，却走出了一万五千多名和蔡德鑨一样的华侨。
闽地并不适合发展农耕。清末，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梧林开始有人旅居海外。造船很厉害又爱拼敢赢的闽南人带着他们的方言来到南洋讨生活。
闽南方言也随之流播到南洋地区，包括今天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等地。
现在，“富贵险中求”已经成了网上的一句玩笑话，但是，以当年的航海技术，下海遇上个大风大浪可能真的就是有去无回。
早期侨民的日子并不好过。
就拿菲律宾来说，20世纪初，菲律宾大商业均操控在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国的大公司手里。华侨除了贩卖一些土产、推销洋货外，只能开日杂店，或当苦力，处境艰辛。
现在南洋一带流行的肉骨茶（bakkutteh）就和早期的闽南侨民有关。
大家现在觉得肉骨茶可能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品，但实际上，它曾是“苦力（coolies）”的羹汤。
早期的华人由于没有资本，文化水平不高，多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在湿热的港口或是矿上，不少人都患上了风湿，这种药材骨头汤应运而生。
这种食物的出现，只是早期侨民艰难生活的一面。
一个旅居国外的老华侨后来回忆，早期在国外，当地从事低端苦力劳动的华人曾受尽排挤，甚至夜间下班回家也会受到无端盘查。老华侨只好请一个日本艺伎跟他一同上路才能避免麻烦，可见当时下南洋华人地位之低微。
历经多年艰苦奋斗，不少佼佼者渐渐跻身当地中上层，在他们旅居的东南亚国家出了不少大亨。
衣锦还乡是当地的传统。侨民把他们的乡愁建成当地这一栋栋番仔楼。“番仔”一词是过去闽南一带对南洋人的贬称，番仔楼指的就是闽南的南洋归国华侨所建房子。
当地人的成功除了爱拼敢赢，跟抱团与相互扶持有着很大关系。
闽南地区非常重血缘、重宗族的传统。“蔡”是当地的大姓。梧林是典型的聚族而居、聚姓而居的村落。梧林“蔡”氏，为济阳蔡氏后裔。
相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出祖上姓甚名谁了。但梧林人，却是把他们的祖上的来处刻在了门上。
门楣上的“济水清芬”指的就是当地蔡氏的济阳衍派
直到现在，在闽南地区还有不少“宗亲会”。
辛亥革命前后，他们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抗日战争时，他们筹集侨资支持国内抗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回乡拿出自己的钱，兴办学校工厂，改善乡亲的生产生活条件。
这位蔡德鑨就是个例子。
蔡德鑨幼时家境贫寒。十六岁时，他随兄长远渡菲律宾，后自立门户，成为商业大亨。他慷慨解囊，纾解国难，曾把准备用于五层厝的装修款捐赠购买抗战飞机。
如今晋江市县域经济蓬勃发展，侨资是非常重要的刺激因素。
衣锦还乡是顾小家，而救国报国是顾大家。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来处。而这种牵系他们血脉和宗派的力量，是他们乡愁的小爱，也才有了对祖国的大爱。
这使我开始思考，把“家”“国”二字放在一起的意义所在。
梧林虽小，但却让人知道“家国情怀”。乡愁就像是树缠藤、藤缠树，难分难解。
在这个沿海地区的村落中，洋派番仔楼和古老经典的闽南古厝交相辉映，走在沿海地区不甚明朗的晚春阳光里，像是漫步在画中。
梧林的这些洋楼颇有些天津上海那里租界建筑的味道，但这些传统中式与西式的建筑交织，又别有一番风情。
因为电影《大鱼海棠》，不少人知道了福建传统的环形屋顶的土楼。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福建闽南地区另一种风情传统建筑“厝”（cuò）。
闽南古厝是指在闽南一带的传统民居，在闽南语里，“厝”是房子，红砖厝就是用红砖盖的房子，也是闽南最有代表意义的传统建筑。
随着时间推移，红砖不仅不会褪色，反而会随着雨水的冲刷愈发红得清丽明艳。
这种建筑以红砖白石墙体和屋顶两端上翘的燕尾脊为特点。燕子也是常被用来寄托乡愁的鸟儿，不知道这和当地的侨民文化是否也有关系呢。
室内的装饰也颇有闽地侨乡风情。
在旅菲侨胞蔡怀番和蔡怀紫合建宅邸“胸怀祖国楼”中，我看到隔扇上刻的一种从未见过的海洋生物，名叫鲎（hòu）。
鲎又叫夫妻鱼。成年的鲎，无论是在水里游行，或在海滩爬行，都是母鲎背着公鲎，渔民如果捉到鲎，一定是捉一对的，如果让它跑了一只，捉到的这一只就必须放走。
福建渔民有句话：“捉孤鲎，衰到老。”
意思是说捉单独一只的鲎，一定会倒楣一辈子，因为鲎夫妻非常恩爱，你捉了一只，另一只会孤单寂寞，同时警惕世人，拆散他人姻缘，会倒霉一辈子。
在“胸怀祖国楼”里，除了鲎，胸怀祖国楼里还有成双成对的鱼虾龟蟹等海洋生物。
这和华侨漂洋过海有关，是海洋文化的体现；成双成对，一公一母，寓意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这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
海洋给了闽南人赖以生存的食物，也给了他们冒险的精神。
它带来了繁盛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让闽南人得以出海谋生活，也让方言开始漂流，回荡的是连绵不断的乡愁。
跟随乡愁一同漂流的，是方言。
随着当地扎根华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更多词汇进入了新加坡英语（Singlish）中。
比如说形容老伯伯的阿公（AhKong）、形容老奶奶的阿姆（AhMm），还有形容中年男子的阿伯（AhPek）、表示早期华侨和南洋土著女子通婚的后代的“峇峇”（Baba）和“娘惹”（Nyonya）等。
很多南洋国家都受到了闽南方言的影响，拿马来西亚来说，仅是词典中收录的闽南语借词就达到了400多条，占所有汉语借词的80%之多。
文化从来不是单向的流动。
和粤语中的“荷里活”（Hollywood）有点像，闽南语中也有不少词是外语中借来的。
比如闽南语中表示“淘汰、糟糕”的“奥赛”，其实就是直接从英语中的“outside”借来的。
乔姆斯基说：“语言问题基本是权力问题。”
通过英语中的闽南语借词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侨民在海外生存中牵涉的种种社会与文化因素。语言从来都不只是语言，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
一个词，就是一段历史的漂流。
后记
这是我第一次来晋江。对新闻人来说，晋江这个小城在政治话语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因改革开放焕发生机活力的县域经济体、“晋江经验”的发源地、“中国鞋都”……但梧林故里的青苔、红砖和南国并不太明朗的阳光让我感到，没有哪里比这里更像家。侨民楼宇门楣上的字、屋顶的燕尾脊，时刻都提醒着你与故乡故土精神血脉的相连关系。
参考：南华早报《新加坡英语中闽南语借词词形特点及变化趋势》《英语中的汉语借词及其社会文化因素探究》《闽南方言外来借词综论》《闽南方言“流浪记”：以词汇输出为证》
特别鸣谢：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新塘街道办事处施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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